我一直没有给phil任何安慰和支持，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如何安慰他。

偏偏昨天晚上，看到Springer发来我们合作的一篇论文正式刊登的消息和pdf文件下载的email，并建议我分发给coauthors，逃不过了，我给phil发了一个email，很简单。Forward了Springer的email给他，BTW，告诉他我最近知道了他的新闻，我非常难过，但我说，我相信，历史很快会证明科学和科学家的荣誉和尊严。

他很快回复了我，也很简单：

Qingxiang,
Thanks for your thoughts. It is a very difficult time here.
Thanks also for the pdf.
Best Wishes
Phil
但从这短短的回复中，我看到了这位蜚声全球的气候学家的悲凉和无奈。不由得使我想象出了这么一幅画面：一位老先生正无助地坐在那，面对一群也许是不明真相的人们的指责。

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气候门”事件，在哥本哈根会议的“特殊时期”，显得那么“应景”。

因为事情牵扯到我的一个研究伙伴、朋友phil Jones教授，英国东安吉利尔大学CRU的主任。我对这事的关注就更加多一些。前几天读到Phil已经暂时辞去主任职务，接受彻底的调查的消息。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调查结果，我还是想说点相关的事实，和大家分享一下，并不是要为他做什么辩护（我的辩护也没有什么力度），只是分享一下我对其的个人印象。

知道他是上大学、研究生时的事情，最近的一次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在IPCC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观测事实那一章主笔时亲手挑选了我的一篇第一作者论文引用，当时确实骄傲了几天。

我大概在07年的时候第一次经人介绍在北京见到phil Jones 教授，当时我是受委托为他担任在CMA讲课期间的中文助教。由于我们都是做数据的，所以很有共同语言，聊的大都是全球、区域气候数据的事，以及数据如何受到各种影响，以及如何去除这些影响，以检测出真实的气候变化，当时我们相约合作一篇关于中国区域气候变化的论文，这篇论文就用到了本次受到“指责”的数据集，但由于这个数据集中国部分只有40来个站，因此他请我利用我们自己研制的数据集（超过700多个站点）来验证他的数据集中中国数据的代表性，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认真对两个数据集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两个数据集在全国平均的尺度上差异非常之小，换句话说，证明了他的数据集在中国范围的代表性是较好的，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08年的J Geophys Res上。